玛莎身上的病医生说有极大几率会传给下一代。
她对这个孩子并没有多大感情；她不止一次向我泪流满面的哭诉不想让这个孩子降临到世上。她说这个孩子的到来，无时无刻让她想起那些被不堪对待的日子。
平心而论，我也不愿这个孩子来到这世上。他的出生，将会是玛莎一生的梦魇。而这个还是一个胚胎的小东西，会汲取母体本就有限的营养。它让玛莎日复一日的变得愈发虚弱无力、精神萎靡不振。
有时早上我醒来去工厂干活时，我就会看到玛莎独自在大厅里坐着，目光空洞无神，像是被魔鬼抽取了灵魂般呆滞。尽管经过治疗，她身上的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，但由于身体机能持续衰退以及精神状态每况愈下，面容更加没有光彩——双颊因过度消瘦而深深凹陷下去，皮肤也没有了之前的光泽，双眼更是布满血丝、疲惫不堪，甚至还有些干涩，昔日明亮眼眸被不幸的事蹉跎得黯然无光。
胎儿也会影响母体的情绪，几乎每一个夜晚，玛莎都会独自一人在房间里默默垂泪、低声啜泣。我住在她隔壁房间，对这一切心知肚明。
她只敢选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哭泣。白天，她会对我展露笑容。她不愿将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现在我面前，只为不增添我的忧虑和烦恼，她怕我担心。她以为我白天工作繁忙劳累，晚上回到家洗漱完便会迅速进入梦乡，不会察觉到她的异样。
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每当听到隔壁传来那微弱却又清晰可闻的抽泣声时，我的内心都犹如被千万根细针刺痛一般难受。
所以，我讨厌这个孩子，他夺走了曾经明媚的玛莎。我在玛莎身上，看到了爱娃的影子，这个曾经令我心痛不已的女子。玛莎身上，环绕着像爱娃自杀前的那股气息——弥漫着死气的气息。
然而，阻止这个孩子降临这世上的事，谁也无能为力，我帮助不了玛莎走出困境，我只能尽量在每日工作结束后早些回来陪伴她——整个欧洲，宗教问题，禁止堕胎。
休息日，我想去修剪一下我这一头及腰的长发，在工厂干活的时候，太长的头发实在不太方便。当然还有别的原因——想烫个头发。
之前德特里希不让我烫，倒也不是用很凶狠的态度跟我说，只是淡淡的说：“你这样就很好，不需要改变。”可是我非常喜欢美国人画报上女郎的发型，大大的卷像澎湃的海浪，既蓬松又自然，显得整个人自信又大方。
玛莎半个月没出门了，于是我邀请她陪同我去，让我感到开心的是，这次她没再拒绝，爽快的答应了。
理发师按着我的要求，对我修剪的发型还算满意，不能说百分百还原画报女郎的发型，但也有百分之八十了。
我头发的长度修剪到锁骨往下点的位置，分界线稍稍偏向左侧，大概三七分。左边发丝的蓬松感会比右边高一些，这种微妙的差异营造出一种独特的立体感。我的发质偏硬朗一些，得益理发师精湛的技艺，卷的层次感很好，像层叠的海浪，一波平又一波起。烫出来效果不错，玛莎也露出笑容夸赞我。
玛莎也想让理发师给她修剪一下，我在一旁坐着等候。
椅子上放着一张报纸，也许是上一个客人遗落下来的。上边是一些人物的相片，我自然是不认识，但看到熟悉的军服，我就知道他们是哪个国家。
报纸上写着，德国人在法国的胜利，穿越马奇诺防线，跨过阿登地区。如德特里希所说，他们的坦克打破了法兰西不败的神话。
理发师很快为玛莎修剪完毕。
她本身就有一头卷曲好看的金发，稍稍剪短再加以简单的修饰就好，整个人也重拾了些精神。
“好看吗？”玛莎看着镜子，脸上是鲜少露出的欢喜。
“好看。”我也笑着，由衷的说，为她终于感到快乐而开心。
女生的快乐往往很单纯。目睹自身的蜕变时，即使是微小的改变，足以让我们感到喜悦，这是生活中的小确幸。
从理发店出来，我们不着急回家，选择在街上逛逛。天气不错，日照很足，人都得吸收一下阳光来提提神。
玛莎孕吐得厉害，仿佛要将整个胃都要吐出来一般，我只好跟着她走走停停。
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。倒也不是注意玛莎这个孕妇，都是注意我来了，因为我有一头红发。
那些异样的眼神和低声的议论纷纷传入我耳中，其中还夹杂着对我的鄙夷和不屑。玛莎也听到了，她强忍着孕吐的不适感，为我义愤填膺地回击那些人。
那两个男的原本只是躲在暗处窃窃私语，当被当面揭穿后，却又怯懦得不敢有任何辩驳，如丧家之犬般匆忙逃离现场。玛莎见状并不打算善罢甘休，执意要追上去讨个说法。孕妇的情绪真是如同坐过山车一般，大起大落。
我连忙拉着她，劝慰道：“算了算了，不要计较，就当没听见吧，我已经习惯了。”
“习惯什么？”玛莎瞪大眼睛看着我说，“你不能习惯这样，你是一个有尊严的人，不是他们口中低贱卑微的存在，你要抗争，你是人，你不过只是有一头红色头发，不应该沦为他们嚼舌根的目标，这太离谱了。下次再遇到这些事，你一定要反击回去，知道吗？”
她对我的维护使我感到一阵温暖。
胎儿对玛莎的折磨实在太猛烈，每走一步玛莎就对我说这是一种翻江倒海的感觉，她恨不得这胎儿从她肚子里消失。
我们只好折返回家。
路上，纳粹又在抓人了，犹太人被一个个赶上卡车，送往未知的地方。
可我知道，他们的归宿是德国人所建立的集中营。
一个瘦高瘦高的男人在一个纳粹旁边交谈着什么。一副精明相，尖嘴猴腮，他已俨然是这群侵略者的狗腿子。
这人我再熟悉不过，贝斯克，他又出现在我面前。
他好像瞎了一只眼，只见他的左眼缠着一块黑布。人虽在跟一个军官交谈，但眼神却四处扫视，试图发现目标，为纳粹抓更多的同胞。
不折不扣的叛国贼。
我怕他发现，我拉着玛莎落荒而逃。
即使安全到了家，我仍心有余悸，把窗户里里外外关了个严严实实，给门在里边上多了一把锁。
玛莎发现了我的惊恐：“莉莉安，你怎么了？”
我怕她担忧，并没有告诉她。
这里似乎也住不久了。
一夜没睡。恐慌过后，第二天还是要去厂里干活的。
其实在工厂里干活并不是没有苦恼的。
因为我的一头红头发，引来了不少歧视。我没去辩解什么，对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我很珍惜，尽量避免与人发生口角。
倒也有个小伙子为我斥责那些人，他是我的同事。他经常热心的帮助我，自然而然的，也成为了旁人口中议论的对象——他们觉得我跟这小伙子有染了。
一开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我对外所说，我是有丈夫的人。
中午饭点的时候，小伙子会留些吃的给我。
我感激他，却也一直在拒绝他的好意。我一直觉得他是个蛮好的一个人，直到他向我表白后遭到我的拒绝。
他当场暴露了真实的嘴脸，对我破口大骂，骂我不识好歹，一个勾引男人的放荡女人。这还不止，为了发泄被我拒绝的愤怒，他四处向旁人抹黑我的名声，编造各种谣言，说我背着我丈夫爬上他的床。
这世上，似乎没有一个正常的男人，除了塔利。
在工厂里遭到排挤，再加上先前再次看到贝斯克后随之而来的恐惧压抑着我的身心，我最终辞掉了工厂的工作，也不在塔利给我的房子里继续居住下去。
之后我带着玛莎离开了华沙，前往相邻的波兹南。
我们不介意流浪多久，会辗转多少个城市，我们只想寻得一个能让我们安心落脚、长久安住的地方。